当今世界，穷国与富国、弱国与强国的公平交锋，恐怕只能在足球场上看到。墨西哥人有句名言：“世界杯是我们唯一可以与美国对抗的时候。”
遗憾的是，本届世界杯，球迷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观看这样的对抗。分在A组的墨西哥和F组的伊朗不大可能会和分在G组的美国碰上，除非爆出冷门。但同在一组的穷国与富国、弱国与强国的对阵却有那么几场，比如，E组的瑞士与洪都拉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的排名，瑞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列全球第四，达81324美元。洪都拉斯的排名在第1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23美元，一只脚跨过了贫穷线，另一只脚还在贫穷线的那边。这样的对阵在小组赛中还有两对：美国与加纳、日本与科特迪瓦。
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世界杯，这场全球足球盛典是非常公平合理的。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台比拼，或输或赢，依据的是统一的“游戏规则”，经济实力、政治能量的差异不是决定性因素。
但是，世界杯往往又无法与政治绝缘。它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全球盛典，正是因为它拥有很多并不完全属于体育的属性。它交织着国家荣耀，民族悲伤，亿万美元的广告，身价高昂的球星，或雄劲有力或柔中有刚的球风，或黑或白或黄的肤色，或含蓄或外露的球迷文化……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真正的体育竞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比喻用在更多依靠团队合作拼搏的足球运动上，再恰当不过。
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叱咤风云，引领阿根廷队在八强激战中击败英格兰队，用球场上的胜利洗刷了4年前马岛战败的耻辱。1998年世界杯，伊朗、美国冤家路窄同组相遇。伊朗队奋力搏击，战胜“敌手”，令全国民众欣喜若狂。
足球运动既是充满了民族情绪的激战，也是最公平的竞争。没有哪个球队会因实力超强而主导了规则的制订，或者合我意就执行，不合意就抛开，更不会像现实世界那样，霸权主义时不时地冒出来倚强凌弱。这或许就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当年夸赞“世界杯秩序”的原因所在。
现代足球运动的另一项功能在于，它可以激起人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同样也可以用精彩的比赛让这样的情感“挥发”而出。足球史上曾经有过赛场激战变成场外战争的例子，但也有很多场上对手、场下朋友的精彩故事。人们今天谈起伊朗战胜美国那场球赛，可能不会记得比分，却难以忘记双方队员交换球衣、互致问候的动人场景。
足球“挥发”激烈情绪，增进友谊的功能，也可以从巴西球王贝利为和平作出的卓越贡献中看出。1970年，贝利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参加了一场表演赛。当时，尼日利亚深陷战乱，交战双方为了不失去观赏球王技艺的宝贵机会，宣布停火看球。巴西驻联合国大使宾海罗曾高度评价贝利的“和平能量”，称贝利踢球的22年，为促进世界友谊作出的贡献比任何国家的任何大使都要多。
又一场世界杯大赛即将开战。用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话来说，这将是一场“世界人民的狂欢”。当成千上万的球迷在看台上欢呼雀跃、摇旗呐喊，当30多亿观众在电视机前“追星逐球”，我们一定会感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就像本届世界杯主题曲的名字一样——“我们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