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 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即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去找刘备。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经意。在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闻不问，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诸葛亮问:“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接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在这里，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
现在看来，难分真伪，理由如下:
第一，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诸葛亮是当事人，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然而这又是孤证，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
第二，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禅让”的结果，它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与《九州春秋》成书前，同其他史书一样，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韬、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处做官，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必然存在于当时，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然而，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 第三，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同《襄阳记》又发生矛盾。以此书记述，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时，司马徽曾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当刘备询问是谁时，他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此观之，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然而《襄阳记》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 综合上述三点，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不如像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样，将胸怀放广阔一些，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别作武断式砍伐。
如果是三顾茅庐，那么，它就是诸葛亮与徐庶合演的双簧，但诸葛亮不肯“廉价出售”，须抬高身份以便于才尽其用。徐庶投奔刘备后，得到刘备的器重，进而推荐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这当然是得到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荐的。如果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选中刘备，作为好友的徐庶，断不能造次。在徐庶他们的文化圈子中，还有庞士元、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独独推荐诸葛亮而不推荐其他人？当然是他们当时不肯投奔刘备的缘故。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徐庶投奔刘备，客观上是在为诸葛亮投石问路。既然诸葛亮已经选中了刘备，当然要同徐庶谈及相见的形式，只有诸葛亮不肯沿街叫卖时，徐庶才能传递出“可就见，不可屈致”的信息。显然，这是在抬高价码。“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当诸葛亮决定投靠刘备时，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而前两次的未曾出来相见，就有了矫揉造作的嫌疑，显然是在抬高价码。然而他又谨遵了“事不过三”的古训，所以在刘备第三次相顾时揭开门帘子走了出来。 刘备是否看出了双簧的把戏，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是，刘备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刚一见面，诸葛亮就和盘托出了惊世骇俗的《隆中对》，他把天下形势剖析得那样透彻，把刘备的因应策略和将来的发展宏图都作了精当的规划。这当然不是即兴之谈，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诸葛亮要取得刘备的充分信任，就必须一炮打响，让买家知道物有所值。（文：胡觉照；图；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