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本题为《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观》的薄本专著问世，该书的作者是当时的一位意大利青年学者——卡罗·金兹堡。金兹堡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小人物研究的史料问题，还通过呈现这个小人物对世界起源、《圣经》真实性、教会腐败、文化多元性等问题的针砭时弊，引导读者对精英史观、史学宏观化以及计量方法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因此，《奶酪与蛆虫》成为日后被学术界称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奶酪与蛆虫》一书影响颇大，但国内外史学界对此书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
第一种误解，认为《奶酪与蛆虫》不过是针对过去一个无名小辈的传记。这在业余群体以及专注于史实考证、对史学理论前沿不甚了解的历史学研究者中多有体现。出现此误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该书的中译本迟迟没有推出，很多人通过简短的介绍性文本了解此书的内容与特点；另一方面则在于该书的“微观史”标签太明显，结合该书的“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观”的副标题，很容易使人产生上述判断。
第二种误解，认为《奶酪与蛆虫》过于在乎日常琐事，很难在大历史层面有所作为。它反映在那些思想上坚持宏观立场，对微观史学有一定了解的学者群体中。这类群体多从主题创新和史学史的角度识别该书的价值，但对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所谓的“大历史”思考，以及在技术上何以广泛应用持怀疑态度。美国著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就称赞该书在拓展历史学研究方面的大众视角，并在理论上映射出当时如日中天的“总体史/计量史”模式的弊端。可在总结部分，他还是做出金兹堡之类的小历史“限制重重，行之不远”的判断。
第三种误解肯定《奶酪与蛆虫》实现了“以小见大”，但却将其反映大历史的特有论证思路与其他微观史思路混为一谈。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将微观史预设为大体一致的史学模式，因此，在研究中更在乎勾勒“微观史学”的概念共性，而论及最多的是微观史与传统史学和宏观社会史之类“大历史”的鲜明反差。小人物研究何以反映大历史，不同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则少有人进行专门分析。
上述误解产生的原因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惯性化预设。抛开微观史和宏观史的对立，认真通读《奶酪与蛆虫》这本书，上述误读可一一化解。
第一，《奶酪与蛆虫》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一个小人物的传记。诚然，书中讲述的这个生活在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区的磨坊主的口无遮拦的确是最吸引人的内容，也是大多数论文和通俗刊物重点介绍的部分。即便是在审判其为异端的法庭上，他也坚持己见并高谈阔论。不过这些精彩叙述，只占了书中少部分篇幅。全书分62个小节，上述情节在第19节之前就基本叙述完毕，另有一些关于审讯进展和后续的情况介绍分别简要插叙在第26、35、46、47、48、49、51、52、56、57、62节中。实际上，该书的后半部分大多在谈论大历史的问题。尤其是第58、59、60三节中列举了同期出现的其他类似情况，进行大历史模式下习惯运用的比较研究。
第二，《奶酪与蛆虫》提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以往大历史的重新解释。该书探讨了关于精英引领社会进步的既有历史印象的反诘，笔头文化和口述文化在16世纪欧洲底层社会传播状况的实证分析，对16世纪天主教区民众的宗教虔诚性的质疑以及论证当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遍存在等。磨坊主言行的各个细节，其实只是金兹堡讨论众多宏观问题的导引而不是核心。例如，金兹堡以确凿的史料证实了梅诺乔言论的真实性和原创性。由此，他暗示读者反思，这个磨坊主作出了与250年后启蒙思想家如出一辙的针砭时弊。那么，诸如西方学界盛行的精英主义历史观、中世纪的社会底层被视作乌合之众等认识是否需要予以修正？仅就这一点，便可以否定金氏微观史在大历史层面难有作为的看法。
第三，《奶酪与蛆虫》在以小见大的策略上独树一帜。以小见大并不算新方法，通过某一典型研究了解更多同类个体，从而走向宏观层面的分析，这属于“单子同构理论”，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便是一例。他说，“我打算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蒙塔尤的这种家庭与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别不大”。不过，同为微观史研究，达恩顿的《屠猫记》却是其他路数，一般称之为“符号象征理论”，即认为人类文化的意义凝聚于某些作为其产物的有象征性的符号之中，解释这个符号，也就解释了该文化。他认为，“那些文献全都嵌在社会性的、同时也是文化性的象征世界中”，这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逻辑。《奶酪与蛆虫》以小见大的论述与上述两种逻辑又有所不同。他倚重的是一个史料概念——“正常的例外”，即“如果下层民众的事实没有史料提及或是被歪曲，那么一个真实的例外（指那种不是经常出现的事件）的文献可能比起一千份千篇一律的文献更具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史料中偶然出现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例外事件，可能反映了大众的实际状况。它显得例外，是过去的统治阶级有意压制或记述者疏于关注底层民众所造成的。因此，金兹堡认为，“只有在上层与下层发生冲突时，底层的真实状况才会迫不得已地露出头来”。可见，即便是在“微观史学”这一特征极为鲜明的标签之下，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思路也还是有根本差别的。
就《奶酪与蛆虫》而言，微观史与宏观史不仅不存在对立，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金兹堡的小人物研究显然是“意在沛公”，真正的研究对象是16世纪欧洲的大众文化以及对原有大历史的“反刍”。该书的独树一帜再次证明，对细节保持足够的敏感是所有历史学研究者都应具备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