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讨敌檄文，宋濂代朱元璋所拟的《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无疑是其中之一。该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逻辑严密，顺应民心，不仅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也为明王朝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濂之文，庄重典雅，委婉含蓄，底蕴深厚，气象远大。海内外文人雅士登门索要诗文者不计其数，据门人郑楷所撰《行状》云：“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蛮夷朝贡者数问先生安否。日本得《潜溪集》，刻板国中，高句丽、安南使者至购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这使他毫无悬念地成为明代文臣之首。
但就是这样的文坛泰斗，却于渐臻大成之时，悔意日浓。他在《赠梁建中序》中这样坦露心迹：“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至于“殊”到什么程度，他在励志名篇《送东阳马生序》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当宋濂去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籍，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奔走，深冬刮着凛冽的寒风，大雪有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冻裂了而不知道。前辈学问渊博，威望素著，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从来没有把语言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宋濂恭敬地站在他旁边，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人，宋濂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话不敢回答。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请教。虽寥寥数笔，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究竟何以如此悔不当初呢？原来是他醒悟到“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由溺而悔，而愧，而恨，甚至还要烧掉须臾不可分离的笔砚，可见其决绝之深，以至若此。
其因由文中也说得十分明白，就是要“游心于洙泗之滨”，与周公、仲尼为伍，那才是自己最应该努力的目标。原来那些废寝忘食孜孜以求，都浪费了大好时光。本以为拾级而上，登上山顶，我即为峰。不成想，绝美的无限风光原来在对面那座更高耸的峰顶。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士，而要做一个影响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家。
在风景秀美的庐山上，刻有一首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题诗，大凡至此一游者，多不会无视而过。诗曰：“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短短四句，区区二十八字，然所含内容却十分丰富。无论横看、侧看，见仁、见智，都不会无所收获。月华如水，银辉似玉，山风徐徐，松涛阵阵，舒膝高卧，多么美好的意境，简直是一幅不俗的《月下高士图》。可山下，却是雷声滚滚，风雨大作，席卷了竹篱茅舍。在同一个时空，境遇竟如有天壤之别。无它，惟境界不同尔。
宋濂晚年，人生境界有了质的飞跃，很少夸奖臣子的朱元璋竟当众称赞他道：“我听说最上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为君子。宋濂为我效力十九年，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也从未讥讽别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他岂止是君子，还真可以说是贤人了。”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有一句堪称经典的论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其实何止是诗词，大千世界，万物众生，都莫不如此。
大禹治水是境界，李时珍尝百草是境界，从容一世的杨绛是境界，为人类摆脱饥饿求索一生的袁隆平是境界……
境界是人格的高度，也是思想的深度、心灵的温度、精神的纯度，犹如一面真实的镜子，每个人的一切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