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以严谨逻辑推演20世纪转折性事件，想象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正视偶然因素的影响，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本文为《虚拟的历史》一书的序言。
假如没有爆发英国内战，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革命，假如爱尔兰没有分裂，假如英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希特勒没有进攻英国，假如希特勒战胜了苏联，假如苏联赢了冷战，假如肯尼迪没有遇刺，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反对这类假设（或者说“反事实”提问）的理由很简单：何必要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压根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事后诸葛”不过空谈而已（至于杞人忧天则更没有意义了）。
针对这种质问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不停地这样提问。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没有醉驾会怎样？假如我没有邂逅现在的妻子（或丈夫）会怎样？假如我下注的不是这匹马而是获胜的“红朗姆”会怎样？我们似乎很难不去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要是这样做了或没这样做，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我们会去想象，假如自己没有犯这个错会怎样，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个险些出现的错误又会怎样。其实，不能简单地认为有这些想法是做白日梦。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好莱坞不厌其烦地用语法学家们所说的“虚拟条件”（没有X，就不可能有Y）来吸引观众。在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It'saWonderfulLife）中，吉米·斯图瓦特的守卫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拉住他，让他看看如果自己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至少他的家乡）会是多么糟糕。《时光倒流未嫁时》（PeggySueGotMarried）以凯瑟
琳·特纳步入中年后对婚姻对象选择的懊悔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在《回到未来》（BacktotheFuture）中，迈克尔·J·福克斯难以抵抗回到过去的诱惑，差点儿糊里糊涂地让未来会成为自己母亲的洛莲爱上自己而离开父亲乔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里，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让时间逆转，将她从“未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观众才刚刚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科幻小说作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汉姆的《随机寻找》（RandomQuest）一书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与现实世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身处其中的特拉福德发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娘娘腔，喜欢虐待妻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雷·布莱佩利的笔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返回史前时代不慎踩死一只蝴蝶，结果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当然，就学术研究来看，好莱坞和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堂。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都对反事实主义怀有强烈的敌意，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通常是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来回答我在开始列出的反事实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敢于去解决（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总是会着迷于某段历史发展的细节处，偶尔也允许自己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来写作。例如，他曾假设公元733年查理·马特尔没有战胜萨拉森人会发生什么，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
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1000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
当然，这只是一段有着讽刺意味的题外话，吉本以此调侃自己曾就读的大学没教给自己什么知识。相比之下，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耶则更有抱负。他的著作《架空历史：历史的乌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面世100年后出版）完全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并未出现却极可能产生的发展的虚构历史作品”。勒努维耶称自己“好比是研究历史的斯维登堡———一个总是幻想过去的空想家”，并且还称自己的作品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架空历史》作为一本17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被后人不断地传承与补充，书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如出一辙。由于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历史发展的微妙变化，基督教没能在西方确立地位，而只是在东方扎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续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当基督教最终进入西方时，它仅仅是世俗欧洲所包容的众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见，勒努维耶如此的开明让这本书给了教权主义重重的一击。
1907年，也就是《架空历史》第二版面世6年以后，爱德华时代一位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应《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对过去的另类假设让人更感到沮丧而非鼓舞。拿破仑获胜后，征服了欧洲，英国由此又走上了“专政与愚民主义的老路”。拜伦领导的革命被残酷镇压，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赶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拿破仑这位“旧制度与民主自由的敌人”最终在1836年死去。总之，没有滑铁卢战役便没有辉格党的历史。
尽管特里维廉有这样的尝试，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在这种研究方式上下工夫。25年后，当J·C·斯夸尔汇编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时，撰稿的11位作者也多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斯夸尔的《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贬低的基调，连副标题都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夸尔在一开始就承认，作者们并非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写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文中融进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臆测”；他们的有些想象让他想起了约翰逊的话：“一个人不必在墓志铭中发誓。”不幸的是，斯夸尔所写的导言自身就像是这本书的“墓志铭”。反事实历史“没什么用处，也没人想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听上去充满了挫败感。也难怪这本书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斯夸尔的另一个弱点，是不少文章都认为单一且微妙的变化通常能导致极为重大的结果，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我们虽然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个前提，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某处细节的改变得出结论并认为它直接导致了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个推导太过简单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论正是此类还原推导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安东尼对她那大鼻子的迷恋左右着罗马的命运。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吉本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14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赛特是因为痛风发作而没能占领罗马；美国南部顽固派在内战中落败是因为北部联邦的将军麦克莱伦偶然发现了李将军的第191号特别令。也是基于这种逻辑，丘吉尔认为1920年希腊国王被猴子咬伤受感染身亡导致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庞大战争。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可以引发反事实的假设（比如，没被猴子咬伤就不会发生战争），斯夸尔书中很多反事实假设便是由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促发了法国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
斯诺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一些大人物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脱离与独立、普法战争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前文讨论过的还原论解释一样，这些假设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除了提出假设之外，还应该对之进行论证，否则解释会失去可信度，作为假设基础的反事实结果也很难站住脚。
不过，斯夸尔的书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确立了反事实类文章的写作风格：“想象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借这种“游戏”异想天开或进行还原论的解释。总之，是一种高阶的幽默。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1934）中就带着调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美国，这听上去颇为合理（原文如此）。因为正是这场爱恋使得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不承认其将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国保持天主教国家的性质，美国很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西属美洲的一部分。 还是以这种诙谐的笔调，罗素“不那么严肃”地提出了“对工业革命缘起的另一种解释”：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归因于中亚的干燥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