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端午节，总要怀旧忆儿时。小时候最高兴的是三个节：春节、端午和中秋。这三节都算节日，不算节气。这里只说端午节，又叫端阳节、端五节等。民俗说：时骄阳似火，催麦成熟，中午晒场，叫端午节；《燕京岁时记》则说：京师初五为单五，“单”音转“端”，所以叫端五节。民俗节日，约定俗成，难有定论，不必细究。总之，这个节在儿时记忆中，留下弥久兴味的美好印象。
头一个印象是吃粽子。北方吃黍米粽子，有时家里也从集上买一点糯米，那可是稀罕物。黍米加点糯米自然味道更美，纯糯米粽子几年也吃不上一个。吃得更多的是黍米里掺小米或高粱米的粽子。奶奶、母亲等在节前，先要操办粽子叶，日军侵占时南北不通，只好用高粱叶替代，却蒸不出那别具的味道。粽子里加黍米、红枣、花生等包好之后，要放在锅里煮，通常是大人夜里煮，到早上起来要上学时，满屋闻到粽子的香味。带着美好的粽子香味，去学校上早自习，给一天心情装上快乐。到端午节吃午饭时，按人头分粽子，糯米的、黍米的、混合米的搭配，每人一份。我在家里最小，奶奶是家长，有点小特权，多分一个糯米的，夹在我的碗里。后来到了北京，有一段时间粮食定量，每人都按定量分，我也长大了，自然按规则办，不再享受那点小特权。改革开放后，各色粽子，千样万种，各取所需，尽情享受。
又一个印象是分鸡蛋。过端午节一定要吃鸡蛋的。小时候家里养鸡，全家的、祖母的、姑母的、母亲的、嫂子的，各有“户主”，集体饲养。谁的鸡下的蛋，归谁收存。都守规则，有序不乱。过端午节时，将煮好的鸡蛋进行分配：全家的每人两个，祖母的每人两个，母亲、姑母的每人一个，嫂子的也每人一个，祖母、母亲再各赏我一个，我独得10个，当天吃两个，其他的当点心吃。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清朝大臣吃鸡蛋的故事。
一天，乾隆帝问身边一位大臣，宫里不备膳，未正（14时）下班，你早饭在家吃什么才不饿？奏答：吃鸡蛋。帝问：吃几个？再奏答：臣吃30个。乾隆帝吃惊地说：“我还吃不起30个鸡蛋！”那位大臣急忙跪奏：“臣吃的都是买的硌破的。”那时的人没有“胆固醇”的知识，只知吃鸡蛋耐饿。现在鸡蛋可以敞开吃，吃得起，但讲健康，要节制。
另一个印象是分荷包、小饰件。节前，家家户户做荷包（内装除虫香料）、小饰件。饰件包括用染色麻丝做成小笤帚等。节日前，打扫卫生，在檐下、墙角、街门外撒艾草，当时只觉得有趣儿，后渐悟到：时入初夏，百虫滋生，搞卫生，灭害虫，是中国传统的民风习俗。
再一个印象是收麦子。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端午节前后，正是麦收大忙季节，也是喜获丰收季节。这时学校放麦收假。小孩子虽做不了重活，但也有事干，如拾麦穗、看场等也不闲着。最喜欢做的是到本村外祖母家帮忙打场，就是将收获麦子在场上碾压脱粒、晒干入仓。我外祖母家境殷实，壮汉们将收获的麦粒，一斗一斗地装入口袋，一袋盛四斗，扛在肩上，运到粮仓，倒入仓内。这需要两个小孩：一个在场上发木签，就是往扛粮者口边递木签，让其咬住；另一个在粮仓前接木签，就是捧个小笸箩，接扛粮者吐出的木签。到晚上数签入账。
对我们这些小劳动者的酬劳，是中午吃一顿开卤面。面卤里有夜里在海里打捞的会飞的鱼——燕儿鱼。端午节前后夜里，将渔网用船运到海里，与海岸平行撒网，再把渔网钢绳两端拉绳送到岸边。岸边人分作两队，同时协调拉网，网快到岸时，燕儿鱼乱飞、乱扑腾，到海水齐腰深时，大家提着篮子，纷纷下海，捕捉燕儿鱼。参与者，不分大人小孩，视收获多少，船主留一半，余下均分。一次，多时能分二十几条，少时也能分三五条。第二天打场吃打卤面时，就有了海鲜燕儿鱼调味。我儿时常在夜里去海边参加这项半娱乐、半捕鱼的活动，这也成为儿时端午节的一景。那时，一般家庭，一年当中，平素难得吃一次白面的打卤面。如我家，只有奶奶过生日，才可以吃一次白面的热汤面或打卤面。至于我母亲过生日也只能吃杂面（白面与白薯面或高粱面的混合面）。
我学历史，行笔到此，在想：从唐尧虞舜，经唐宗宋祖，到康乾之治，中国从来没有所有人都吃饱的史实。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原连续无大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人都能吃饱饭——这两条是中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所没有的。今天的北京人，吃白面、吃粽子、吃鸡蛋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只是在讲究健康饮食、有机食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