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园林别业不同于正宅，它是一种栖居空间，极具文化和审美意义。初唐诗人宋之问一生营建过多处园林别业，其中在洛阳一带所知者即有三处，通过他在其中的生活，颇能帮助我们认识园林别业的文化意义，亦可窥得唐代都市文人生活的一大变革。
一、嵩山别业与宋之问的隐居学道生活。宋之问的第一处别业在洛阳附近的嵩山。他的《嵩南九里旧鹊村作》诗云：“弊庐接箕颍，北望嵩山隅。”《嵩山夜还》诗云：“家住嵩山下，好采旧山薇。”嵩山别业当是其父宋令文所建，如宋之问《忆嵩山陆浑旧宅》云：“世德辞贵仕，天爵光道门。好仙宅二室，爱药居陆浑。”宋之问约从高宗调露二年（680）前后起也居住于此，师事道士潘师正学道，并与道士司马承祯、隐士卢藏用、文士杜审言、陈子昂等结为“方外十友”。《使至嵩山寻杜四不遇慨然复伤田洗马韩观主因以题壁赠杜侯》诗中曾描述过他在嵩山的生活情形：“忆昔同携手，山栖接二贤。笙歌入玄地，诗酒坐寥天。”这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山林隐居生活。
宋之问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大约次年或稍后便入仕任县尉一类的官职。调露二年（680）前后他可能处于任期已满，尚未授予新职的守选状态。这期间他有较长的闲暇时间，所以便首选到距洛城较远但道教、佛教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嵩山去隐居学道。这是当时不少文人都有的一种选择，如杜审言，比宋之问及第更早，当时能到嵩山隐居，当也是处于守选状态。可见，宋之问等洛阳文人在守选等较长的人生闲暇时段，可以到嵩山这样的道教、佛教渊薮之地去实现较为纯粹的山林隐居生活。
二、陆浑庄与宋之问的日常山林栖居生活。宋之问热衷隐居，但嵩山毕竟距洛城较远，所以嵩山别业中的隐居生活并非宋之问可以经常践行之事。《忆嵩山陆浑旧宅》诗即云：“一身事扃闼，十载隔凉暄。”那么，他在较为零散的闲暇时间中如何实现隐居生活呢？这则由距离洛阳更近的陆浑山庄来承担。
陆浑庄位于洛城之南的陆浑山，这个山庄也是其父宋令文所建，此据前引《忆嵩山陆浑旧宅》所云“世德辞贵仕，天爵光道门。好仙宅二室，爱药居陆浑”可知。陆浑山的佛道文化氛围虽不甚浓厚，但距洛城较近，往来比较方便，在此营建别业可以同时兼顾城内和山庄生活。如《寒食陆浑别业》诗云：“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他从洛城内到陆浑庄可朝发夕至，所以寒食这类节假期间就可随时到山庄中小住。《初到陆浑山庄》诗也云：“授衣感穷节，策马凌伊关。归齐逸人趣，日觉秋琴闲。”这是九十月间天气转冷授衣的一个节日，他便趁机“策马凌伊关”，到山庄“归齐逸人趣”。《陆浑南桃花汤》诗云：“长妹梵筵众，拙妻道门子。提携游二山，岁暮此已矣。”他还可以和家人一道在此居住游览。
总之，宋之问通过陆浑庄构筑了第二道通往山林生活的孔道，此途较嵩山别业更为便利易行，身在仕途也能时常到山中居住。
三、首阳山别业与宋之问的仕余雅集追兴生活。杜甫《过宋员外之问旧庄》曾提及宋之问在洛阳城东首阳山的一处别业：“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这处别业距洛城更近，当是宋之问为满足更为短暂时间内的闲逸生活而建。我们可从他写其他园林别业生活的诗中窥其一斑。
《宴郑协律山亭》诗云：“朝英退食回，追兴洛城隈。山瞻二室近，水自陆浑来。”《春日郑协律山亭陪宴饯郑卿》亦云：“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尊酒东城外，骖南陌头。池平分洛水，林缺见嵩丘。”郑协律山亭在洛阳东城近郭，属城内或城郊园林，所以宋之问和同僚好友们可以在朝罢退食等时相聚于此，游赏追兴，雅集饯送。《春日宴宋主簿山亭得寒字》诗云：“公子正邀欢，林亭春未阑……帝城归路直，留兴接鹓鸾。”又可见，他们不必在这类园林中留宿，兴尽即可各自归家。这是更为日常便捷的一种闲雅生活。
四、园林别业与唐代文人吏隐生活的盛行。宋之问在三处园林别业中的生活情形不尽相同，但它们可以用他《蓝田山庄》诗“宦游非吏隐”中“吏隐”一词来概括。这是唐代文人使用频率甚高的一个流行词语，如李峤云：“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杜甫云：“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当时甚至还有以“吏隐”命名园亭者，如刘禹锡《吏隐亭》、李郢《酬刘谷立春日吏隐亭见寄》诗所载。吏隐即亦宦亦隐，是指身在仕途而兼顾高蹈栖隐生活的一种人生形态，显然它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那种遗弃仕途、远离都市、走进山林田园而实现的隐逸生活而言。后来白居易又在《中隐》诗中提出“中隐”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中隐”的内涵和“吏隐”基本相当，只不过“吏隐”侧重指仕与隐两者的兼顾，“中隐”侧重指市朝与山林的兼顾而已。可见，“吏隐”或“中隐”实乃唐代文人，特别是长安、洛阳两京文人颇为独特、又极为盛行的一种生活风尚。
那么，唐人何以能把仕途都市和山林田园这对壁垒森然、互不相容的矛盾体整合起来，化为统一体？我们从宋之问身上不难看出，其关键乃在园林别业。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诗云：“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长会友，唯德自成邻……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因严亭》诗也云：“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他们更为明白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正是通过园林别业，唐代都市文人们或模仿自然，移山水入都市，在都市中创造出一个个微型的自然世界；或直接把别业建在山林田园之地，依凭双家或多家的居住形态搭建起都市与山林互通的桥梁。显然，园林别业是文人们弥合都市与山林、仕途与栖隐之间鸿沟的桥梁，是其吏隐生活的载体。
文人园林别业早在唐前即已产生，但它为文人所普遍拥有则是在唐代。李浩师《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中所考得的唐人私家园林别业达700多处，其中长安所在的京兆府201处，洛阳所在的河南府114处。两京之地几乎所有文人都有自己的园林别业，于此不难看出唐人吏隐生活盛行与文人园林别业普遍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以说，宋之问在洛阳一带的三处别业其实代表了唐代两京文人园林别业的三种类型。它们因距离都市或山林地区的远近不同而形成了三个层次，可以分别承载长期山林隐居、短暂山林栖居、日常游赏雅集等不同层面的仕外生活。三者互为补充，使都市文人的吏隐生活达到了多样性、最大化的境地。也可以说，这是都市文人们为满足其吏隐生活而精心营构的一个多层次空间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