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月初中国足协下发的《关于提交2020年俱乐部全额支付一线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的通知》，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及中冠前4名俱乐部应在1月29日下午5点前交表。然而已知信息显示，截止到1月27日，仅中超就有约半数俱乐部尚未交表。由于此程序的落实事关各级联赛新赛季准入资格，因此中国足协在应对此问题过程中格外慎重。虽然目前为止协会并没有确认延缓俱乐部“交表期限”，但据协会相关人士透露，协会在落实此项工作的问题上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俱乐部不得掩盖问题，须维护球员争当权益，也就是不得欠薪；另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伤害中国（职业）足球。
1月27日，也就是距离农历新年到来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互联网上传出了意大利媒体有关“江苏队（原苏宁队）主帅奥拉罗尤向国际足联提请仲裁以解决合同问题”的传闻。尽管传闻曝出前1天，“大熊”还曾通过远程视频方式“遥控”指挥于当天在南京徐庄集中的江苏队进行首练，其状告到FIFA一事也未经官方渠道证实，但这家中超新科冠军俱乐部近1年来被“欠薪”传闻缠身，却是不争事实。比如上赛季中超联赛进行期间，就有传闻称，有苏宁队球员罢训表示对被欠薪的不满，尽管俱乐部随后公开辟谣，但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对此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
抛开江苏（苏宁）俱乐部欠薪传闻不谈，作为俱乐部母公司的苏宁高额负债在商圈内早已不是秘密。“欠薪”其实并非江苏俱乐部或某一家俱乐部独有，而是整个国内职业足球圈的普遍现象。这一点通过2020赛季相关数据得以佐证。如上赛季仅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累计退出职业足球圈的俱乐部就多达14家。尽管其退出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各异，但“欠薪”无疑是大多数俱乐部难以为继的典型表象之一。
说到“欠薪”，还不得不重提“限薪”。这项带有明显行业调控色彩的治理新政之所以在过去几个赛季里力度持续加码，不仅仅是国家及行业管理部门自上而下强求所致，更是各级职业俱乐部结合时势和自身面临的艰难处境而自发形成的共识。早在去年夏天，包括苏宁老板张近东在内，半数以上中超俱乐部的投资人代表曾经在北京密会。关于“球员限薪、降薪”，各家老板早已心照不宣，他们自然对足协的新政顺水推舟。
但通过“限薪、降薪”节省出来的投入成本对于作为俱乐部经济后台的各大企业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连缓解母公司经济危机的燃眉之急都不顶用。此外，自去年初在全球流行的疫情对各行各业的重创显而易见，“共渡难关”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各职业俱乐部投资方不得不实实在在勒紧裤腰带。在职业足球层面减投于是成为各家的必然选项。
26日是江苏队重新集中的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有传闻显示，包括顾超、周云、吉翔在内的多名球队主力或重要球员与俱乐部约满存在“跳槽”可能性。但据了解，这些队员当天都选择了赴球队报到。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当下国内职业足球的投资前景的确不容乐观。虽然降薪、限薪势在必行，但类似现实问题在老东家、新东家都比较普遍。球员若转投他队仍无法改善境遇，那么还不如原地不动。换言之，球员无论情感上是否难以接受，也都不得不和俱乐部一起渡难关。当然，他们挪与不挪的主要判断依据是，契约里涉及的合法收入能否切实保障。
在职业联盟逐渐进入国内职业足球运营、管理主导角色的背景下，中国足协虽然负责制定和完善行业规则，扮演职业足球运营的监督者角色，但却无法插手作为经营实体的俱乐部企业行为。那么各级俱乐部能否按照“通知”要求，如期提交人员工资、奖金发放确认表？就目前行业整体环境来看，中国足协似乎并不可控。
如果规则的执行严丝合缝，那么就意味着未能如期交表或逾期交表的俱乐部无法获得相关联赛的准入资格。如果说2020赛季各级俱乐部准入工作受联赛延迟于下半年开赛，有所缓冲的话。那么新赛季各级职业联赛按职业联盟筹备组的计划，最早将于4月、5月开赛，这意味着准入资格的审核工作必须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完成。一旦相当比例的俱乐部不能准入，那么对联赛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堪设想，联赛“坍塌”亦非危言耸听。因此，对于如何执行规则，中国足协也的确犯难，协会除了内部商讨对策外，近期也与各级俱乐部及其他各有关方面持续沟通。
从中国足协了解的情况看，大部分职业俱乐部在薪酬发放方面都存在问题。为此，中国足协近期除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之外，也反复向各俱乐部强调，必须重视俱乐部人员薪酬发放的的问题，不得掩盖相关问题。
27日下午，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向北青-北京头条透露，“欠薪的事情很严重，俱乐部理应重视这样的事情，球员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对于交表日期是否已会在1月29日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后，该人士表示，现在并没有确认延期。中国足协近几天将结合实际情况，再研究具体意见。但对于俱乐部欠薪问题，该人士提出了两方面原则：“原则（之一）是不能欠薪；当然也不能让一大半俱乐部的注册资格被取消，如此造成的对中国足球的伤害是不能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