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皇帝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把脖子套进白绫，身边只有一个太监陪死。他死前留下遗言：“诸臣误朕”。
这不是一句推卸责任的抱怨，这是一句字字带血的控诉。那一刻，大明国库里的老鼠都饿死了，但北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们，家里银库的底板都被压弯了。
满清入关，这帮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精英”，跪得比谁都快。这不是外敌入侵的悲剧，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内部出卖。教训太惨痛：当精英阶层只认钱不认国，这个国家离崩盘，就只差踹一脚。
富得流油的“穷光蛋”帝国
大明是被穷死的吗？不仅不是，它还是当时地球上最富的国家。江南的生丝、瓷器换回了全世界的白银，西班牙、日本的银矿都在往中国搬运。
钱去哪了？全进了那帮“不粘锅”精英的口袋。
你敢信？大明农业税极低，只有1.5%，远低于历代3.3%的平均线。即便这样，江南那帮地主豪绅还嫌多。他们不仅兼并土地，还发明了无数种逃税的办法。官商勾结，隐瞒田产，把赋税全甩锅给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贫农。
更离谱的数据来了。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光盐酒税一年能收5000万两白银。大明领土更大、人口更多、商业更发达，你猜收多少？不到300万两！连宋朝的零头都不到。
为什么收不上来？因为收税的人，和交税的人，根本就是一伙人。
东林党这帮人，嘴上全是“为民请命”，心里全是“自家生意”。万历皇帝想收点矿税充盈国库，立刻被喷成“与民争利”。这里的“民”是谁？不是老百姓，是他们这帮家里有矿、库里有银的豪绅。
富商抗税，文官护航，皇帝讨饭。这就是晚明的魔幻现实。国家要打仗，没钱；百姓要救灾，没钱。但秦淮河上的花船，夜夜笙歌，银子花得像流水。
这就是“藏富于民”的真相——藏富于奸。国家机器在空转，因为润滑油（税收）被零件（官僚）给偷喝光了。当一个政权的财政汲取能力被自己的精英阶层彻底锁死，它就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猪。
把军队做成“私人生意”的军阀
财政崩盘的直接后果，是把军队变成了讨薪的乞丐，把将军变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
崇祯元年，辽东兵变。为什么？欠薪。朝廷欠了士兵327万两银子。巡抚毕自肃被士兵打得受不了，上吊自杀。士兵不想保家卫国吗？想。但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拼刺刀吧。
前线士兵吃土，后方军官喝血。朝廷拨下来的那点可怜军费，经过层层盘剥，到士兵手里连四成都不剩。士兵穷得像叫花子，军官富得像土财主。
这哪是军队，这就是一群拿着刀枪的生意人。
最典型的就是关宁军。每年吞掉国家几百万两白银，却总是“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养寇自重。李自成打过来了，崇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下令孙传庭出战。孙传庭说没准备好，崇祯说没钱了必须打。
结果呢？孙传庭战死，大明最后的家底输个精光。
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干什么？他们在观望，在算计，在给自己的忠诚“定价”。吴三桂坐拥精锐，看着北京城破，看着皇帝上吊。他在等什么？等一个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机会。
忠诚？在他们眼里，那是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随时抛售的筹码。
当军队不再属于国家，而属于将领个人；当打仗不再是为了保国，而是为了搞钱。这个国家的国防防线，其实早就从内部烂穿了。满清八旗兵还没冲进来，明朝的军队已经把自己给瓦解了。这颗“心”早在城破前就烂透了
如果说没钱是病，军阀是毒，那人心的崩塌才是真正的绝症。
1644年，崇祯为了凑军费，放下皇帝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他让岳父周奎带个头。周奎可是当朝国丈，富得流油。结果呢？这老东西哭穷，说家里揭不开锅了。
最后周奎极其不情愿地捐了多少？2000两。还是周皇后偷偷从内宫省下来给他的。
讽刺不？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城，对这帮高官严刑拷打。从周奎家里抄出了多少钱？现银50多万两，珍宝无数！
宁愿把钱留给流贼，也不愿拿出来救国。因为在他们心里，国是皇帝的，钱是自己的。大明亡了，换个主子，他们照样当官，照样发财。
这就是明末精英阶层的画像：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做梦！临难他们只会“头皮痒”、“水太凉”。
满清入关，多少地主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剃发易服，屠杀同胞。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什么“华夷之辨”，什么“家国大义”，在利益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他们不是不懂道理，他们是太懂算计。
王夫之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心崩解”。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如果集体丧失了对国家的基本忠诚，如果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存亡之上，那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历史的教训就在这儿摆着：别迷信什么“精英治国”。当精英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出卖国家的速度，比谁都快，比谁都狠。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必须把“爱国”这条底线，死死地焊在每一个掌握权力、掌握财富的人脑门上。手里有钱，心里无国，那就是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