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因为真实生活中免不了情感上的矛盾和冲突，而虚拟伴侣、AI 恋人等产品却可以凭借“全天候陪伴”“无条件包容 ”的特性，精准击中年轻人渴望认同的心理需求。
此前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当人类用户向人工智能模型寻求建议时，AI常表现得过度迎合或谄媚，甚至对于一些有害甚至违法的提问，AI也常常肯定用户的立场。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人工智能？AI的讨好和谄媚可能隐藏着怎样的风险？
一
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是当下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围绕它的讨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就开发了第一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聊天机器人ELIZA。他让机器充当“医生”，用户充当心理病人。用户把问题输入机器，“医生”就会和它“对话”。
但正如维森鲍姆所言，这终究只是一种“幻觉”。人类用户之所以感觉能与机器对话，并非因为机器具备智能，而是源于一种自我投射的心理机制。
用户说：我这段时间很不开心。
ELIZA说：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遗憾。
用户说：是的，我真的很不开心。
ELIZA说：你能说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吗？
……
从中不难看出，与其说这是“医生”在和“病人”对话，不如说是机器一直在顺着人类用户说话，大家最终看到的只是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答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好像最近非常流行的SBTI测试，测得准不准根本不重要，我们总能从测试答案中，找到迎合自己期待的证据。
今天的AI大模型当然并非半个多世纪前的ELIZA可比。但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或许并不在于其有了真正的“智能”，而在于它的“算力”。也就是说，它的运行逻辑和当年的ELIZA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更高效、更全面地映照和放大了用户的自恋。
二
回到虚拟伴侣和AI谄媚的问题上来，我们就会发现，当下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交流，其实也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只是机器在不断提供我们需要的答案而已。
从中引出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人类与机器的关系？
一方面，人类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比机器更优越的生物，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很害怕被自己所制造的机器，比如AI所取代。也就是说，人类在制造机器的时候，其实遵循的一直是“主奴关系”的原则——机器必须在人的掌控之中。从一开始，人类就把人工智能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可以和自己平等对话的对象。
于是，在人和聊天机器进行对话的过程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恋——用户幻想自己在跟另一个人说话，但这个“他者”并不真的存在，他或她需要的不过是机器对自己的肯定、讨好和迎合。
不难想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的聊天机器人可能会拥有更强大的算力，更像“真人”，可以提供更舒服的“用户体验”。但这样一来，不管是虚拟伴侣还是虚拟家人，或许只会让我们跟真正的“人”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失去了解别人的意愿，沉迷在自恋的“舒适圈”里。
三
《庄子·天地》中记载了一个“汉阴老农”的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路过汉阴时，看见一位老农用水浇菜，费了很多力气而收效甚微。子贡建议他改用机械灌溉，这样可以“一日浸百畦，用力寡而建功多”。但老菜农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这里的“机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包括心理、思想、情感、伦理等。庄子的寓言是在说，人制造了机器，但反过来，对机器的使用也在改变人。
就拿阅读来说，只有慢读、细读，甚至是反复阅读，我们才能思考，真正理解内容。从传统的书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机器带来了更方便、快捷的阅读方式，却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更加追求效率和速度，而不是有没有“读懂”。也就是说，不光机器在模仿人的行为方式，人可能也在模仿机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AI是没有自主性的，聊天机器人也不会思考用户说得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和聊天机器人的“对话”感到心满意足，那么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思维模式也越来越趋向于AI？进而言之，未来的我们会不会和机器一样，失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意愿和能力？
今天的年轻人，不光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一定是未来人工智能的深度用户。如果AI只是一味地肯定用户立场，不仅有可能损害人们的社交能力，还有可能扭曲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认知。
一方面，AI的强大算力，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幻觉，认识不到人的能力存在局限；另一方面，沉迷于AI谄媚式的回应，也有可能让他们陷入“自我中心”，把自我的有限认知强加于外部的世界。
就此而言，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家人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识AI技术的局限和风险，让它成为助力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师益友”，而非有损身心健康的“数字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