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提起外戚二字，必然不会陌生。所谓外戚，又称外家或戚畹，特指皇帝的母族或妻族。自古以来，外戚往往权势滔天，甚至有人谋朝篡位，例如新朝的王莽、隋朝的杨坚、唐朝的李渊，他们都曾凭借外戚身份而问鼎天下。
外戚问题几乎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回避的顽疾，即便是强盛的汉唐亦未能幸免。以汉朝为例，几乎整个西汉的历史就是一部外戚干政、擅权的史诗。汉初，吕氏家族几乎取代了刘氏掌权，虽最终被诛灭，但外戚之害并未终止，反而愈演愈烈。仅在文景两朝，就先后出现了薄氏、窦氏、王氏三大外戚家族，直到汉武帝即位，朝政大权仍牢牢掌握在窦氏手中。汉武帝虽曾以杀母立子的残酷手段试图杜绝外戚干政，但成效微乎其微。昭帝时期，母族未涉政事，但其妻族霍氏崛起，甚至能左右皇位继承，可见其权势之强大。霍氏被宣帝所灭后，王氏又再度崛起，最终西汉因外戚王莽篡位而走向灭亡。
到了东汉，即便是英明的光武帝刘秀，也未能彻底根治外戚干政之弊。东汉末年，何进一度掌控朝政，直至王朝覆灭，两汉时代始终无法摆脱外戚干政的阴影。唐朝亦然，历经五代帝王，最终由武氏夺 权；武氏被诛后，中宗复辟，又由韦氏专权；韦氏被灭，杨氏再起，如此循环，外戚权力如同潮水，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外戚问题几乎无处不在。即便是清朝这一封建制度集大成者，末期亦未能幸免。自咸丰年间起，清廷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姓手中：先是慈禧、慈安共掌朝政，随后慈禧垂帘听政近半世纪，清朝始终无法摆脱外姓控制的局面。
然而历史总有例外。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一个朝代，276年间自开国到亡国，从未出现外戚干政之事，这便是明朝。明朝虽也存在帝王怪癖、宦官专权等问题，但外戚干政却从未真正发生，这成为明代历史上一道耀眼的亮光。 为何明朝能够在276年的时间里彻底避免外戚干政？这其中蕴含着多重原因。
首先，明朝皇帝多登基时年纪较大，防范意识强烈。历代外戚之所以能干政，多因皇帝年幼，如汉和帝仅十岁登基，窦太后临朝十年，窦氏因而专权；汉安帝13岁即位，邓氏临朝16年，外戚邓氏得势。可见，皇帝年幼为外戚干政提供了借口。反观明朝，16位皇帝中除明英宗9岁登基、明神宗10岁登基外，其余皆至少15岁，这在古代已是知事明理的年龄，自有处理朝政能力，使外戚失去了干政的合法性。
其次，明朝皇帝普遍对外戚极为提防。朱元璋开国时便意识到，若不彻底防范外戚干政，后患无穷。他明确提出不封后家，杜绝妃子母族掌权，并通过立纲陈纪，首严内教的制度教育后宫妃嫔，强调妇道之德与政事之界限。洪武元年，他命儒臣朱升纂修《女诫》，目的在于让后世子孙明白，贤妃之德在于不干政、抑制母家势力。朱棣继位后，更以《古今列女传》巩固教化，用礼法约束后妃行为。
明朝皇后、太后多为贤德淑惠之人，如朱元璋的马皇后曾拒绝册封母家，以防家族权势膨胀；朱棣的徐皇后更亲自撰写《内训》，告诫后妃勿干政，直至临终仍不忘提醒皇帝毋骄畜外家。即便是年幼登基的明英宗，其母张皇后也主动拒绝垂帘听政，让贤名三杨辅政。可见，明朝的后宫女性以身作则，成为杜绝外戚干政的重要力量。 此外，明朝士大夫们也是外戚干政的天然屏障。他们不惧皇权，力争正义，即便以死抗争，也在所不惜。如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百官据理力争，阻止郑氏外戚掌权；光宗时期移宫案，百官同样联合抗争，使李选侍干政的企图彻底失败。士大夫的存在，使任何外戚干政的苗头都无法生根发芽。
明朝严格的选妃制度和后宫管理也是关键。朱元璋规定皇后及妃嫔只能管理宫中事务，禁止干涉朝政，一切用度需经过尚宫和内使监审批，否则以死罪论处。同时，明朝实行从民间选秀入宫，禁止皇室子孙与大臣联姻，使妃嫔多出自平民家庭，母家势力薄弱，自然难以形成干政力量。
明朝外戚无权掌政，更因政治运行模式独特。皇权—宦官—内阁的结构，使外戚难以通过传统途径掌控政权。即便侥幸进入内阁，其权力也仅是建言之用，实权在皇帝手中，几乎无从施展。
最后，明朝曾实行的妃嫔殉葬制度，也间接抑制了外戚干政。伴随皇帝入葬，妃嫔随葬，从根本上切断了外戚借助妃子掌权的可能。事实证明，明朝外戚干政苗头如万历时期的郑贵妃、光宗时期的李选侍，均出现在殉葬制度废除之后，可见朱元璋此举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明朝之所以能彻底杜绝外戚干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皇帝的年龄与警觉、贤德后妃的以身作则、士大夫的坚决制衡、严格选妃及后宫管理制度、外戚无权掌政的政治模式，以及殉葬制度的约束。正因如此，明朝的外戚最终被彻底钳制，几乎无法染指朝政，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独树一帜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