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狐文化举办的“技术与人”阅读沙龙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打断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的发言。一场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讨论，很快演变成一场精彩的论战。
胡泳提出，人类的优势是拥有肉身、情感与有限性，这些都是机器无法复制的，要提倡关系性，人文主义才能在AI时代立于不败之地；任剑涛则认为，胡泳用18世纪逻辑考虑21世纪问题，AI不会让人失去自身定义和人生意义，因为“机器会计算，但人会算计”。
关于超级智能是否会威胁人类，两位学者也给出不同判断：任剑涛相信，技术始终是人类主导的成果，不会把人变成“废物”；胡泳则提醒，当智能突破人类尺度后，人类在其眼中或许会像猩猩、甲虫之于人类一样渺小。
面对两人的交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将讨论拉回“人的意义”。他认为，无论是任剑涛强调的“不损人”之底线，还是胡泳倡导的自身“向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在AI时代，如何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合作。
6月10日，搜狐文化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程光泉主持“技术与人”阅读沙龙，围绕“AI时代如何寻找快乐、意义与智慧”与上述学者展开对谈。从AI带来的焦虑，到人与机器的边界，再到人生意义与人文教育，他们既有共识，也有争论。
而这些思想碰撞，恰恰折射出一个时代最核心的追问：当AI不断逼近人类能力边界，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理解“人”，以及如何在技术洪流中安放自己的生活与意义。
AI为什么让人焦虑？
话题从焦虑开始。
王天夫坦言，自己也感受到了AI带来的压力。过去，大学教授常被视为最不容易被AI替代的职业之一。但自从接触大模型后，他开始意识到，AI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已经到来。
在他看来，三五年前大学生上课投入度下降已很明显，而近一两年，部分教师对课堂的热情似乎也在减弱。未来大学会变成什么样，教师又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成为教育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任剑涛则认为，人类数千年来一直把机器当作工具，但AI的发展第一次让人担心，自己会不会反过来成为机器的工具。不过他并不把焦虑完全看成坏事。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焦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人与机器应当如何共存。
胡泳则把焦虑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下理解。他认为，中国人对新技术尤其敏感，总担心“落后就要挨打”。从过去追逐各种产业风口，到今天追逐AI热潮，人们总会产生一种“不跟上就会被淘汰”的紧迫感。某种意义上，AI焦虑也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延续。
人与机器，到底谁会取代谁？
面对焦虑，学者们尚能“保持队形”。当讨论进入人与机器的关系时，分歧开始出现。
胡泳认为，人类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身体。很多人把肉身视为局限，但他认为，这是人工智能最难复制的部分。人的身体不断与环境发生互动，而这些构成了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
因此，他主张重申一种“具身性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人不仅需要身体在场，也需要人与人的身体在场，通过真实互动形成理解、共情与连接。胡泳坦诚，这些看法的形成，与长期照料罹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痛苦经历有关系。
任剑涛则认为，人们仍习惯用过去的人本主义框架理解AI，本质上是在用18世纪的思维处理21世纪的问题。
在他看来，过去人们总把机器视为人的对立面，但随着具身智能的发展，人机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人与机器可能形成更加深度的协同关系，人类社会甚至会进入一种“人机共生”的新形态，因此教育和人文观念都需要调整。
超级智能来了，人类怎么办？
如果说前面的分歧尚属温和，那么谈到超级智能时，两位学者明显针锋相对。
任剑涛坚持认为，人类不必过度悲观。“机器会计算，但人会算计。”在他看来，即便AI未来在记忆和计算能力上远超普通人，它依然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产物。人类整体积累的智慧，也不可能被单个AI系统轻易超越。
胡泳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认为，人们习惯用人类自己的尺度衡量智能高低。但如果未来出现远超人类的超级智能，这种尺度可能失效。
他举例说，在人类眼中，猩猩和老鼠存在差别，但都远不如人类聪明。同样，在超级智能眼中，爱因斯坦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许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超级智能意味着机器能够自我迭代、自我进化。下一代AI可能由AI开发，下一代机器也可能由机器制造。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人类是否还能掌握主动权，将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AI时代，意义从哪里来？
关于超级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学者各有判断。但比起遥远的未来，程光泉将现场讨论引导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AI时代，人该如何寻找意义？
王天夫从社会学角度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人的意义最终来源于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物种，不是因为个体足够强大，而是因为能够与他人合作。因此，人的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各种社会关系之中。
他认为，比起身体衰老，更令人难以承受的往往是社会关系的消失。当人与社会的连接不断减弱时，那种孤独感才最深刻。
AI时代，这种关系正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际交往被搬到线上，面对面交流和情感互动正在减少。未来人与人如何连接，社会将以什么形式存在，或许比AI技术本身更值得思考。
胡泳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人生意义首先来自于对他人的贡献，其次来自于持续成长和不断完善自己。同时，每个人还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而不是简单复制别人。
任剑涛赞同向善的价值追求，但更强调一种底线伦理：首先做到“不损人”。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体完全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提醒，要警惕把某种“正确答案”强加给所有人，更要警惕权力借监管之名作恶。
讨论接近尾声时，话题又回到了课堂。
三位教授都注意到，学生越来越难保持专注。胡泳借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兔子洞”来形容今天的数字世界：“现在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都是兔子洞。”学生坐在教室里，注意力却常常游走于各种信息流之间。
面对这样的时代，任剑涛提出“意义减负”；王天夫则提醒，不要用机器的确定性逻辑来裁剪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
关于AI，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答案。但在一点上，他们有着相近的判断：技术会不断进步，却无法代替人类去生活。快乐需要体验，意义来自连接，智慧则诞生于人与世界持续不断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