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至72篇。有论者认为，这给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58篇的增加数量确实较多，但与传统中国语文教育的要求相比，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降，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背诵得更多，如顾炎武、戴震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也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说，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王国维则背诵了《西京赋》。
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有数千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多感官参加背诵。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就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正如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的：“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
发挥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记住了这些作品。
重视最初的记忆。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背诵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基础。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此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传统语文教学也是如此。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就在这里：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这些内容记得牢靠了，以后的记忆就容易了。
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