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出自唐太宗李世民的《守岁》：“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这首诗描写了贞观年间宫廷守岁、君臣共欢的祥和美景。当然，守岁共欢并非仅限于皇宫和君臣，普天之下的万千民众也都在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享受忙碌一年收获满满的生活之美。“共欢”二字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正是中华民族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刻，人们不仅希望家家幸福团聚，还祝愿祖国兴旺繁荣。
家国情怀是把“家”与“国”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二者并行不悖，互为助益。这是一种注重关系、凸显整体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和自我不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与万物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人与他人也在社会关系中相互界定，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共同构成相互关联的和谐整体。这一文化传统发源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文明不仅强调自然与人力等各种要素的协调互补，而且将人长期固定于特定土地，形成稳定而复杂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秩序。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是由各种关系，尤其是伦理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存在。孟子把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每个人都在家族、国家和社会中拥有不同的角色。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家族和国家形成密切的关联。人的利益诉求要在家、国等集体中才能得到满足，人的自我价值也只有通过为家为国作出贡献得以实现。这样，人、家、国构成存亡与共的统一整体。这种关联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很自然会滋养出家国情怀的文化意识。也正因如此，传统文化更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并认为大我比小我、和谐比对抗具有更高的价值。
除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周代的分封建国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家国意识。西周初期，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姬姓王族和文武功臣被封土建国，形成诸侯。诸侯爵位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其余子嗣被继续分封，成为大夫。于是，天子、诸侯、大夫形成复杂的宗法系统，他们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父子、兄弟、叔侄关系。他们之间的联姻又使血缘纽带更加牢固。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内部的伦理准则就自然而然地延伸为治理国家的政治秩序，这就是家国同构。《孝经》讲：“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论语》也讲“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在家国同构的模式下，家长、诸侯和天子本系一家，家与国本为一体。分封建国虽至秦代就已结束，但由此产生的“政治伦理化”的特征得到认同，家国意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强化，“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论是万物一体还是家国同构，都要有实在的内核为其支撑，这就是中华文化至关重要的价值选择：仁爱。天人合一的根源在于天人共有的规律和本性。《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儒家而言，万物生生不息，这体现了天地最大的德性。人禀赋天地之德，获得仁爱的本性。子女对父母的爱戴孝敬（亲亲），即是仁爱的基本表现。儒家尊重敬畏天地的生生之德，将人的真实情感投射于宇宙万物，把世界理解为以仁爱为内涵的有情天地，天地万物就是一个整体。在处理人的各种关系时，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以情类物，这即忠恕之道。因此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仁爱、忠恕的立场上，人、物、家、国就不是孤立的个体，更不存在利益冲突，它们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念凝聚起来的统一整体。国家也并非由各个家庭简单累加而成，而是由人的仁爱情感层层外推所形成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图腾。这个精神世界使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相互支撑，使个人荣辱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使家庭幸福与国家繁荣密切相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感慨：“几千年来，（中国）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从世界众多古代民族都纷纷消亡、唯有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事实来看，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是积极向上的、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可以期许未来的合理观念。如今虽已跨入现代文明，家国同构的模式也早已不在，但仁爱观念和家国情怀作为文化传统，已然沉淀在民族精神之中。尤其是明清思想启蒙时期，黄宗羲“藏天下于天下”的理念深刻揭示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顾炎武更是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在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家为国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奋斗精神，这些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文化灵魂已经内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