祐四年（1059年），孙沔在并州知州任上，受到御史中丞韩绛、监察御史沈起、谏官唐介、吴及等人的弹劾，以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徙知寿州（今安徽六安）。同时，宋仁宗派出使者彻查此案。据史籍记载，使者回朝奏陈孙沔有以下罪状：
第一，夺人妻女，接受性贿赂。《宋史》记载孙沔“喜宴游女色”，而其妻卞氏又是有名的悍妇。宋时法律规定，地方官异地任职期间禁带家眷，所以孙沔便借外地任职之机，所到之处纵情渔色，欺男霸女。知处州、杭州期间，不管是在市井里巷还是泛舟西湖，见到有姿色的女子便指使手下强抢至府邸，供其淫乐。一次游西湖，见一赵姓女孩颇有姿色，便命人去打探底细，偏巧女孩已经许配给了莘旦。于是孙沔命人找到莘旦的母亲，劝其退婚，莘母不允。又命人去恐吓女孩的母亲，赵母以莘母为托辞，还是回绝了他。孙沔恼羞成怒，“听闻”一僧人与莘母有私情，便将二人屈打成招并治罪，最终将赵氏女强行霸占（《宋史》的记载是“遂设计取赵女至州宅”）。孙沔的好色很有名，以观文殿学士、知并州时，忻州知州李中吉为了巴结这位朝廷大员，特意带家妓到并州狎饮，并将家妓赠予他，孙沔欣然接受。
第二，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北宋时期，杭州辖两浙西路，户口二十余万，工商也很发达，是有名的富庶之地。孙沔曾向萧山县百姓郑旻买纱，郑旻故意抬高价格，孙怀恨在心，借口郑旻偷税漏税，将其发配到外地去做苦役。孙沔是越州会稽人（今浙江绍兴），距杭州不远，于是家人便赶过来贴着他发财。杭州富翁许明家有上百颗大珍珠，孙沔的小舅子卞珣仗势欺人，仅以三万三千钱便强买过来（不足孙沔月俸的四分之一）。孙沔很喜欢许明收藏的郭虔晖的名画《鹰图》，但是许明不知趣，不主动献出来。当年，许明的父亲到水仙大王庙祈子，后来生下许明，因而给他取了个幼名叫“大王儿”。心肠歹毒的孙沔便诬陷许明擅自称王，意图谋反，将其刺配远方，《鹰图》自然而然落入其囊中。
第三，滥用公权，贪吝不仁。孙沔任职的地方，州府衙前常陈列着一排排大木棒，诉事者往往无辜被杖责。为获取口供，他曾经指使手下将犯人脚筋挑断，严刑逼供。在杭州任职期间，被他刺配的犯人有数百人。他离职之时，却故意将卷宗盗走，百姓有冤情多因案底丢失无法为自己辩解。在并州任职时，他经常派遣属吏、士卒往来青州（今山东益都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之间，贩卖纺织品、药物等战备物资，为个人牟取暴利。
通过御史的奏报不难看出，孙沔智商很高，许多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日后查无可查。但是从他心思之缜密，做事之歹毒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巧取豪夺，大发其财的。其斑斑劣迹，让素来宽容大度的宋仁宗都无法容忍。嘉祐四年（1059）五月，孙沔被贬为的检校工部尚书、宁国军节度副使，给他留了个工部尚书的头衔，降为没有任何实权的闲职。
宋代高官们不仅贪，而且几乎没有人因贪腐而受到追究，绝大多数贪官都能寿终正寝。赵普、王全斌、丁谓、王钦若、蔡京、秦桧、贾似道、童贯、高俅、张俊、刘光世等人，一个个都是家财万贯甚至富可敌国的巨贪。他们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假公济私，一个个运用权力捞足了银子。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宠臣、功臣、能臣，皇帝认为他们威胁不到政权的生存，对其贪腐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他们之中个别人（丁谓、蔡京、童贯等）倒台，也往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和结果。孙沔的结局也不坏。贬职没多久，他就被朝廷重新启用，担任知濠州（今安徽凤阳）的职务。后因年老，以礼部侍郎致仕。
苛捐杂税是唐朝的数倍，百姓被逼杀子以逃税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朱熹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说：在江西婺源，老百姓“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时看到，“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王得臣在《麈史·风俗》中说，“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生子即杀)。”
从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所有因大量交不起税而杀子。
《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老百姓杀子。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老百姓沉重不堪。
《生生四谛》∶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连宋朝皇帝都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
宋朝人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朝人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可以说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即杀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杀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生子即杀的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这真是好人坏人全当了。
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宋朝朱熹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宋朝)皆备。这些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宋朝皇帝官员死命压榨老百姓的事实。宋太宗朝大臣张咏在《愍农》中写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为朱熹的话提供了佐证。
士大夫阶层穷奢极欲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得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
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
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这让人想到了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宋朝士大夫兼并土地逃税避役，掏空了国家，还美其名“为国守财”
以失败告终的王安石变法
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变法时，遭到士大夫不惜以性命相博的反对和抗拒。
当然，他们用的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旗号反对的，以体现出他们的爱民体国。
他们却忘了，他们百顷千顷良田就是兼并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得来的，真正欺压百姓的就是他们。
保守的士大夫阶层对抗变法，其实就是保护自己。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如此而已。
他们最终成为胜利者，他们将除了王安石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派大臣打成“奸臣”，形成强大的舆论，使得后人将他们写入了宋史奸臣传中。
这些改革派变成了北宋灭亡的罪人，而他们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忠臣。
这些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眼高于天，看不到他们眼皮底下的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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