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宋代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
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有清一代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顺治十八年（1661）时，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大统。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四辅臣执掌重权，却以“先帝祖训”挟制天子，尔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跑马圈地，贪污腐化，激化满汉矛盾。康熙八年（1669），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庇护下，康熙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经筵日讲就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
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上疏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对臣下奏疏所言开设经筵日讲非常欣赏，完全赞同“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的意见。康熙九年（1670）十月，康熙帝令礼部准备此事。其实，顺治帝时就曾将经筵定为年例，作为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而康熙帝异常重视此次重新恢复经筵传统，并力主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有关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紬绎”。康熙希望借助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为使经筵日讲不流于形式，康熙亲自圈定进讲官员的名单。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四日，任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等十六人为经筵讲官。三月初二日，任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及侍读学士、侍读、修撰、编修等共十人为日讲官。三月十七日，首开经筵。四月初十日，初次进行日讲。这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初六日，儒学经典和诸史已基本讲完，康熙帝才谕令停止日讲。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日讲，历经十五年时间，集举国之力完成，堪称是史无前例的盛事。
康熙朝日讲得以坚持十五年时间，殊为难得，其中随处可见康熙皇帝的高瞻远瞩，持之以恒。康熙十年（1671）开始进行日讲，康熙帝是年十八岁，正是求知若渴的时期，使得他对日讲尤其重视。曾经有讲官每每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等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更是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军务繁重，翰林院请改为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经过十五年坚持不懈的学习，论儒学功力，历代帝王实难出其右。
康熙帝常与臣子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彻乃止。”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康熙帝向日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康熙帝由复讲发展为亲讲，即每次进讲，先由康熙帝按讲章题目讲解全文或其中一节，然后再请日讲官讲解，两相对照，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师生互相切磋，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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